凌通国学院22-051《孟子》：《公孙丑下》第2章5

孟子晓之说：“闻命则趋，固人臣事君之常礼，而以道自重，乃君子立身之大节。吾今所言，岂谓是与？昔曾子尝说，晋楚大国，其富诚不可及矣。然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当之，不禄而富，是天下之至富者在我也。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当之，不爵而贵，是天下之至贵者在我也。在晋楚非有余，在我非不足，吾又何慊乎哉？曾子之言如此，这岂不合于义而言之乎？是别有一种道理，超乎势分之外者。这道理为何？盖通天下之所尊的，凡有三样。爵位尊贵的，是一样，年齿高大的，是一样，道德完备的，是一样。在朝廷之上，以贵临贱，以卑承尊，那时只以爵为重，名分一定，莫敢僭逾，此爵所以为达尊也。在乡党之间，长者居上，少者居下，那时以齿为重，先后次序，莫敢违越，此齿所以为达尊也。至如辅佐一世，而成治安之功；长率万民，而致雍熙之化，此惟有仁义之德者能之，那时只以德为重，在朝廷不敢与之论爵，在乡党不敢与之论齿，此德所以为达尊也。今王虽富有齐国，南面称孤，其爵诚尊，然不过达尊之一耳。若论齿论德，则我有其二，安得以彼之一，而慢我之二哉！然则王之不当召我也明矣。”

“我谓王不当召我者，非故自为尊大也。亦以人君图治之要，只在尊德乐道而已。故自古帝王，将欲兴建太平，而大有为于天下，则必屈己下贤，隆礼待士，而有所不敢召之臣。如于君德治道，欲有所咨询；于民情政体，欲有所商確，则必枉驾就见，而亲访其谋猷，此所谓不召之礼也。夫以王公之尊，岂故屈身于匹夫之贱哉？只为尊敬其德，爱乐其道，欲使仁贤效用，治化有成耳。苟尊德乐道不如是，则任贤之心怠，望治之志荒，乌足与有为哉！此大有为之君，所以有不召之臣也。王乃欲召我，岂未欲大有为于天下耶？”

“自古大有为之君，行王道而王者，莫如成汤。行霸道而霸者，莫如齐桓公。这二君都有所不召之臣，伊尹、管仲是也。成汤三聘伊尹，知其志在于觉民，即从而受学焉，然后任之为相，号曰阿衡。故伐夏救民之事，伊尹皆以身任之，七十里而为政于天下，汤遂不劳而王矣。桓公一见管仲，知其才可以托国，即从而受学焉，然后任之为相，称曰仲父。故尊王攘夷之事，管仲皆以身任之，九合诸侯而不以兵车，桓公亦不劳而霸矣。一王一霸，功虽不同，要之尊德乐道，可与大有为则一也。今天下诸侯，以地则相类，以德则相等，莫有能建立王霸之业，而超过当时之君者。此无他故，只为列国之君，都以富贵骄人，不肯屈己下士。有一等趋走承顺，为我所教诲的，便喜欢用他，过为亲厚。有一等抱道怀德，我所从受其教诲的，便不喜欢用他，反致疏远。求如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者，不可复见矣。既无不召之臣，又安能成大有为之业，所以地丑德齐，终莫能相尚也。然则齐王欲大有为，岂可复蹈时君之习，而不以汤、桓为法哉！”

孟子直以不召之臣自任，说道：“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都是学而后臣，欲有谋焉则就之，未尝敢召之来见也。夫伊尹为元圣，其不可召，固不待言；至如管仲一霸者之佐耳，尚且不可召，而况不屑为管仲者，顾可召而见之乎？盖我所志者，伊尹之志；所学者曾子之学。辅世长民之德，无慊于晋楚；尧舜仁义之道，独陈于王前。方将卑管仲于不足为，而顾托疾以召之，是待我不如管仲也，我岂可轻于往见哉？”孟子此言，非故自为高亢，盖有见于人君治天下之道，当如是耳。盖人君与贤者共治，若恃其富贵爵禄，可以奔走天下，则其待士轻；待士轻，则其任之必不重，仕何由行其道乎？故君能降志于其臣，而后士重；士能亢志于其君，而后道行；上可为成汤、伊尹，下不失为桓公、管仲。此《易》之泰卦所以取于上下之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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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