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几个月内，我做了几次操作，第一次以20块钱的价格卖掉了伊利股份，并且彻底清仓了断，卖掉这个股份的原因是，在三聚腈胺事件中，伊利公司发过一个著名的声明，说三聚腈胺出现在牛奶里不是什么大事，适度含有三聚腈胺是没问题的，请大家不要在意牛奶里出现了三聚腈胺。这个声明令我震惊，在食品里出现了化工原料，该公司竟认为消费者应该接受，企业并没有什么过失，也没有谈到什么责任问题，这样的一个文告令我对这个企业的长期未来感到忧虑，所以我当时决定在股价恢复到一定程度就清掉这支股票。随着伊利股份最终摆脱危机，股价恢复，我于20块钱最终了断了这支股票。
       还有一个原因是，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观念上也有一个改变，我对成长股的迷信逐渐被低估这个原则所替代，我过去也是比较迷信成长股的，但现在我觉得，真正的安全保障来源于现实的低估，未来的成长固然有其确定性，但是也存在着不确定性，毕竟成长不成长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终究企业能不能成长目前还没有发生，我更加回归到了格雷厄姆所主张的现在的低估，用8毛钱的价格买1块钱的资产。所以我个人也感觉20块钱的伊利股份似乎也没有什么低估，也体现了一定的成长，所以我就卖掉了，但事实是在我卖掉一断时间后，股价突破了30块钱，这是一个清晰响亮的耳光。
       还有一个操作是中兴通讯，我曾在证券商那儿做过一段时间的网络管理，对通信技术本身也略知一二，所以我长期持有这只股票，这只股票在金融危机时曾在几周之内从45块钱跌到十多块钱，但最终又在1股送0.8股，股本扩张80%的情况下，股价突破了40块钱。我在40多一点时也干净利索地清掉了这只股票，清仓的理由在于我日益认识到这种技术股本身有一些长期的不确定性，技术股的技术变革需要资金不断地支持，所以长期成长它的股东回报率不如非技术股高。其二我也发现一个现实，历史上著名的UT斯达康公司曾经上演过从天堂掉入地狱的悲剧，因为通信技术股一旦抓住一个商业机会可以快速发展，但是当这个商业机会被利用完之后往往通信技术股又归零，重新寻找新技术，那时候企业的股价一落千丈，UT斯达康从几十美元跌了90%，到现在股价也还不行。欧美的很多大型通信公司都曾经出现过90%的暴跌，所以技术股的股价稳定性很差，尤其是搞硬件技术的，通信设备是硬件技术，长期确定性更差些，所以我就卖掉了，之后股价依旧一路上扬，在我卖出后不到几天又上涨了10%。
       两个操作都是极不成功的，卖掉股票的钱我又按照新的观念投入了几只其丑不堪的“丑小鸭”公司中，因为新的观念认为价值投资的精华在于“变好”，一般底子很差的、有缺陷的公司往往更容易变得好，所以我按照新理念就大量地卖出成长股，转而投入到“丑小鸭”公司中，这几个公司投下一段时间后，不但仍是丑小鸭，而且有的比过去看上去还要丑一些，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来，至少在局部存在着操作不成功，值得反思与总结。
       以下是我的反思与总结
       首先，过于激烈的变革不如渐进式的变革，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对成长投资这种模式产生了某种新的思考，我认为成长投资是重要的价值投资手段，但是在成长投资之外有着更为广阔的多源投资方法和模式，比如林奇所说的困境转折、高分红、大笨象，甚至于重组，以及格雷厄姆那种不强调成长，只强调现在低估的投资模式，都应该是价值投资者的主流手段。因此我开始不断地尝试非成长投资模式，在尝试的过程中，我大量地减掉了成长股，当然也是在有一定涨幅之后减掉的，并且把资金投入了一些“丑小鸭”公司，一些看起来很烂、很差、很困难的公司，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价值投资就是买变得越来越好的公司。变得越来越好的公司往往出现在起点较低的公司身上，好公司会变得越来越好，但是那些有潜力的，处于暂时的阶段性困境，或者不如意的，看上去较差的公司，其未来变得越来越好的潜力往往很大，所以我就大量投了一些丑小鸭公司，可是至少在现阶段，这些丑小鸭公司继续是丑小鸭，而且有的比原来还要丑，所以这种大力度的激烈的变革和跨越似乎来得有点猛了。价值投资者应该尝试新模式、新做法、新理念，这种尝试是无止境的，需要永不停息地探索。但是在面对新的模式，新的做法的过程中，因为它是新的，我们没有做过，所以在具体做的时候应该坚持渐进式的逐步尝试，不应该大力度的激烈的变革。一点一点的尝试，等经验累计的逐步多起来的时候，再做大力度的投入，这才是正确的路径。所以变革本身没有错，是正确的，是应该做的，固守一种模式似乎是安全的，但是其实反而是不安全的，在变革这条路上，一点一点变，逐渐地变是正确的路径，我在变革的路上似乎略为走得急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