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凌通投资的价值论坛上出现了一位网友发的但斌先生所写的一篇文章。但斌先生文章提到对中国的未来积极看好，并以此为基础对长期价值投资和成长投资保持了坚定的信心。

此文令我产生一些思考：投资只能在具有美好前途的国家进行么？社会经济体整体进步是投资的必要前提么？在一个社会经济体整体前途不确定或者不明朗的国家里可不可以进行投资？价值投资是不是有必要考虑整个社会的宏观经济问题？

很多人认为，巴菲特的巨大成功靠的是美国社会经济持续几十年的成长，美国社会经济几十年的成长造就了巴菲特的巨大成功。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巴菲特就很难取得目前的这个成就。因而，他们认为社会经济进步是投资选择和投资成功的重要条件。罗杰斯两度环球旅行，把自己的钱分别投在了亚非拉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最后也获得了成功。罗杰斯在非洲国家博滋瓦纳进行了投资，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博滋瓦纳无论从经济规模还是经济水平上来看都应该是很差的，但是，罗杰斯不仅投下了资金，而且还获利颇丰。上述两个实证案例，既有在成长性国家投资取得成功的，也有在非成长性的国家里取得成功的，所以，我认为投资不一定必须要在一个成长的国家里进行，投资也不一定必须要考虑社会和国家的经济情况（当然考虑也不是不可以）。我甚至认为，投资可以不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不考虑社会经济体的问题，只关注公司本身就可以了。

我之所以认为投资无需对社会宏观经济太过当回事，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如果对社会经济很有信心，特别看好某个社会经济体的整体未来，在这种的情况下，最合理的行为是买这个国家的股票指数，或者买这个国家某一小部分优秀公司所构成的指数。比如，如果看好中国的社会经济的未来，就可以买上证指数，也可以买沪深300指数或上证50指数，后两种指数所包含的优秀公司绝对是中国经济领域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司。在给予社会经济高度认同的情况下，最核心的投资选择是购买指数基金，而不是精选个股。实际上，从长期来看，购买指数基金的成绩可能会超过精选个股的成绩。大部分职业投资人，甚至于大部分资产管理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成绩往往不如指数基金好。因此，如果看好一个社会经济体，买指数是一个自然的选择，选择个股反而没必要。

其次，有很多的行业和公司的业绩是不依赖于社会经济的。巴菲特在投资决策的时候，常说这次投资最可能失败的原因是发生核战争，如果不发生核战争，这个投资将必能挣钱。巴菲特言下之意是普通战争都不妨碍他所做出的投资可以赚钱，社会危机或自然灾害（龙卷风或地震等）都不会妨碍他投资赚钱。巴菲特的这种观点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每一个社会经济体中都客观存在着根本不怕社会危机，不怕经济危机，也不怕常规战争的能够战胜所有你能想象到的其它危机和灾难的公司（这样的公司在中国就有，而且并不少）。真正的投资选择就是尽可能选这样的公司，即使在社会发生最大危机的情况下，你所投资的那个公司仍旧能帮你赚钱，这才是投资的真谛。投资不是靠假设或者预测社会整体发展来选择投资对象的。如果社会整体要前进发展，其实就没有必要选择个股，直接做指数从来都是最佳选择。即使在全世界或者这个经济体发生重大的社会动荡或社会危机的情况下，你的投资都不受影响，都会赚钱，这才是真正的个股投资选择。

第三，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真正的理性投资者一定不是个乐观主义者，当然也不是个悲观主义者，真正的理性投资者应该是个两手准备者，也就是说，他一定要考虑在社会危机或者社会不进步的情况下，他所投下的资金也要能赚钱，他要选择的是那些在社会不进步，社会发生动荡或危机时仍然能够赚钱的公司，因此，理性的投资人肯定是适当偏于悲观的。以社会经济长期成长作为自己投资和长期持有股票的依据，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是一种不辩证的想法。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或军事家常常都是两面派。史记中记载有这样的观点：“凡是文事必须有武备，凡是武装斗争必须提前准备和谈方案”。这种辨证的两手准备，是既考虑顺利又考虑不顺利，既考虑成功又考虑失败的做法，是中国传统战略学的重要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战略家会始终坚持对未来只有单一乐观的看法。如果未来是绝对乐观的，那么，根本就不需要军事家和战略家了；如果未来是一定成长的，那么，就不需要资产管理人和基金经理了。大的战略家尤其善于提前预谋，从而确保在困境发生之后自己仍然能够从容应对恶劣环境。不考虑困境，挫折和曲折所作出的决策，绝对缺少质量。实际上，无论是持续百多年成长的美国，还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其整个成长过程都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规律，符合万物运行的法则，尽管有时候有大的起伏和波动。中国未来的成长可能是非常曲折的，而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个曲折的成长过程中，很多问题不是靠盲目乐观可以解决的。完全绝对的乐观是不辩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