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的事功，在当时看来，也是安邦定国的大功绩。但放到整个历史长河中去看，就不过是说客辩士的一点小小伎俩了。他的事功，和管仲就远远不在一个档次，更谈不上和周公这样真正的圣人比较了。关于这个，子贡自己也知道，所以他从来不把自己那点功劳当回事。

至于冉牛、闵子、颜渊，张居正说他们“气质不偏，义理完备，已经得到圣人的全体，但居于行迹，尚未广大”。尤其是颜渊，他对于义理精粗，不仅是得到老师的全体，甚至有超过老师的潜力，连孔子都佩服他。但是，他“居于行迹”，局限于生命之短暂，很早就去世了，没有能够实现大而化之。

那么，中国历史上，又有谁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呢？

首先，最无可非议的当然是周公。周公是孔子的偶像，孔子总是梦见他。他先是辅佐武王，完成建国大业，在武王去世后，又摄政辅佐年幼的成王，平定武庚之乱，安邦定国。更关键的是，他完善制定了周礼，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在中国文化的形成、中国人性格的塑造上，他不仅比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重要，甚至比孔子都重要。孔子是留下了《论语》，大家都知道；而周公却已经在我们的生物基因里，在我们的血脉里，大家都不知道。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没有创作什么，只是在叙述前人的思想罢了。这前人是谁？孔子说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也就是尧、舜、文王、武王，而把这些思想具体落实成就的人，就是周公。然后孔子再继承周公，把它们传下来，这就是“为往圣继绝学”。

周公之后，能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立的，王阳明算一个。他在立德、立言上，在思想上，可以说达到了孔孟同等的高度，又别有一番风景，大而化之，影响了中国、日本和整个东亚文化圈。而且王阳明的事功也很大，超过了子贡，但都是地方性的平叛事迹。他一直没能进中央工作，所以就没有治国平天下的事功了。

治国平天下的，只有周公和管仲。不过管仲不是儒家，孔孟都对他不满，因为觉得他有那么好的机会，却没有做到更好。孔子说“管仲之器小哉”，说他器局太小，只知道富国强兵、发展经济、称霸天下，却没能行王道，为万世开太平，所以人亡政息。管仲没能立德，但他立功立言都很大，留下一本《管子》，可以说是经济学巨著。

王阳明之后，谁还能立德、立功、立言？曾国藩算一个。曾国藩的功，比王阳明大，比管仲、周公小。他的德和言，与王阳明有很大差距，但他有点像之前讲的冉牛、闵子、颜渊，因为自己素有德行、有体会，所以“说着身心上的道理，便亲切有味”。曾国藩留下一本《曾国藩家书》，就是亲切有味的身心上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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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09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