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通国学院21-016《论语》：【阳货篇】

孔子看待鲁定公的态度。后来（战国）的历史潮流，是国君物色到了一些肯给自己卖命、不计后果的底层士人，比如魏国用李悝，楚国用吴起，秦国用商鞅，搞“变法”运动，消灭寡头家族，削弱贵族阶级，建立集权的国家机器，而且真成功了。有些战国君王也是从春秋寡头变来的，比如瓜分了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在齐国成功篡权的田氏。只要能走到这一步的国家，都成了“战国七雄”。鲁国寡头共和的根子太深，谁也改变不了，所以越来越弱小，最后被楚国吞并。

回到孔子。当初，真有这个历史的选择摆在孔子面前。如果他没那么瞻前顾后，再急功近利一点，和鲁定公结成君臣关系，一起下手算计三桓家族，也未必没有成功的机会。
那样的话，鲁国就开创了战国“变法”的先河，战国七雄里就要多一个鲁国了。
为什么孔子不敢和鲁定公“合作”？

也许是他不想冒风险，但孔子也不是真胆小的人，他还想过和阳虎共事（反叛）呢。后来他周游列国，不止一次遇到危险，他远比弟子们沉得住气。

也许，他预感到权力都集中到国君一个人手里后，会出现另一种失控的局面：暴君专制，为害天下。在孔子时代，这方面的典型是两位末代帝王：夏桀和商纣。这背后其实藏着别的问题，不全是一个“暴君”造成的。但孔子时代的人，还是习惯把它解释成暴君现象。反过来，在寡头共和制度下，倒没有暴君为恶的可能。

所以孔子专门谈过“专制”的危险：如果国君能直接指挥士（不经过中间的大夫），那国家的治乱，就全由国君的个人素质来决定了。如果国君是悖逆之人，他统治的国家也就完全走向悖逆了。《诗经》里有一句“那个无良之人啊，偏偏做了我的国君！”就是对悖逆之人为君专权的控诉。

孔子脑子里预存的历史借鉴太多，就像下棋一样，他看了好几步远，没有盲目的乐观。但这样的从政心态，恰恰建立不了什么功业，对历史产生不了影响。真正在历史上轰轰烈烈、有一番大作为的，往往是短视之辈，只争朝夕，光看到眼前的一点利益和建功立业的可能，甩开膀子就干，最后确实改天换地了，但很可能把自己也断送进去了。后来的商鞅、李斯是这号人，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也是这种人。

从这角度讲，后人又没能完全理解孔子，要么把他看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干瘪圣人，要么是完全不通时务的书呆子。其实这两样都不准确。

                                                                                                                       20210116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