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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宝珍电台(484):资产管理应该加大对外开放

文章来源:董宝珍发布时间:202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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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你发来的陈平教授的关于中国该不该金融开放的演讲。我也比较认同。

第一个观点,说财富的本源不在金融,财富的本源在于实体,金融它实现财富或者说它的重要性在于它对实体的介入,对实体经济发展方向的引导,甚至控制。但是你要说纯粹脱离了实体,悬空搞一个金融,跟赌博是没有差别的,性质上是一样的。所以金融是财富的一个要素,必须把金融汇合到以实体为主战场的这个圈子里,它才体现出它的重要性,纯粹的悬空发展金融,就会出现英国衰落,乃至后来美国衰落,包括特朗普现在说制造业回美国,脱离了制造业的金融是不行的。

第二个观点,提到了中国的金融开放是个很大的范畴,包括银行开放、保险开放、资产管理开放,这个都是金融开放,我相对熟悉的是资本市场,我来谈谈资本市场该不该开放?我认为是应该开放的。

为什么应该开放?先说国内投资管理界,从中国股市成立以来,中国股市的最大特点就是疯狂之极。我1994年的中后期进入证券公司工作的,那个时候是一个超级熊市,我们公司的一家证券营业部一天成交不了一笔,只有一个客户做交易经理都很高兴。那是一个超级熊市,此前从300点在极短的时间涨到1500点,又从1500点以极短的时间极快的速度跌到500点。中国资本市场波动性极大,熊长牛短。然后中国监管层说怎么样解决中国股市波动性如此之剧烈、投机性如此之强,方案找到了:发展机构投资者,原因是机构投资者不足。

于是就发展公募基金,后来又发展私募基金,但是我们最后看到的事实是实证出真知,中国在20年前大举发展机构投资者,但市场的非理性程度一直没有减少,而且有的时候就非理性得更厉害,尤以2015年的创业板泡沫达到了登峰造极。2015年创业板崩溃之前的全市场市盈率是100多倍,创下了人类金融史上的最高单一市场的市盈率,超过2000年美国科网股崩溃的纳斯达克。事实证明机构投资者被发展起来丝毫不逊色于无知识、无经验的散户的非理性程度。

机构投资者为什么不能平抑资本市场?我们看一下茅台博弈,我讲三个公司,一个是美国澳本海默中国基金,这家公司是公开在茅台十大重仓股上榜最后又退出,它什么时候介入的?是最低估值的附近介入的,然后好像比我离场的时间晚一点,好像八百块钱左右彻底清空。奥本海默中国基金就表现出来别人恐惧我贪婪,别人贪婪我恐惧,跌了我买,高了我卖,掌管奥本海默的是一个华人叫李山泉,是人民大学毕业的,现在在美国。再一个是李录先生投资茅台。还有英国的一家公司,不同的是前两家还都是华人掌控的。2016年召开茅台股东大会,会议召开前公司组织了晚宴,宴席上搞一些联谊活动,最后主持人就介绍了一位来自英国的股东,英国的股东也是通过香港H股买的,据各方面消息综合评估,他当时的持股100亿美元的茅台股票,但是现在也撤了。

 我讲这三个案例可以看到外资背景的资产管理者的行为方式是超理性的,绝对价值投资。新加坡也是个华人社会,我在茅台博弈的时候,接触的第1家外资是一家新加坡的基金,但是基金经理是一个内地人,总管理资产25亿美元,是绝对价值投资。后来他们也很痛苦,他们觉得这么低的价格,这么好的基本面怎么就不涨,他们也很困惑,但是他没改弦更张,而是大规模加仓投资。

实际证明在中国之外的资产管理者们的理性程度已经普遍高于中国本土资产管理业,为什么国内这些资产管理人也都是名校毕业的,为啥咱们中国本土机构就跟价值投资一毛钱关系没有,理性度小于0。为什么国内机构投资者就不可能做价值投资?为什么国内和国外这么大差距。我问过一个国外资产管理人,他说在美国50岁以前掌控不了资金,就像你在医院里没有50岁的年龄成不了主任医师一样,经历6、7个牛熊交替,你才有机会做到主要管理人的岗位上,这是其一。其二,他说美国在80年前,1929年崩溃时跟中国一样非理性,完全没有任何的理性可言,但是发展到现在100多年,多少次的失败、成功之后,很多人最后明白了,所谓那些坐庄、联合资金优势炒作、释放消息,除了感觉很热闹,实际最后什么也得不到,人财两空,没有任何出路,所以经过上百年的反复洗礼,慢慢地无论是资产管理人,无论是出资人就都认识到了那种炒短期赚钱虽然很火爆,但是实际长期什么也得不到。

在过去几十年,美国大体上形成了以价值为本的投资理念,也有量化交易、趋势交易,但是主流资金价值投资的思想还是很普遍的,所以导致中国资本市场和海外资本市场上的理性度有代差。国内金融资产管理业和国际资产管理业的差距远远比科技上的差距大,咱们中国的科技已经跟海外西方强国的科技没有代差,有技术上的差异,但是同代的。可是资产管理是有代差的,就相当于是1840年中国用冷兵器面对热兵器的代差,是非常明显的。

2018年国庆节后指数下跌,8月有一个下跌,12月左右有个下跌,三个点都是机构投资者清仓、当时由于机构投资者清仓导致中国股市崩溃,中国股市崩溃就引发在中美贸易谈判过程中战略形势被动。那时候我就意识到金融国防,我当时大声疾呼机会,历史性投资机会,但没有人听。我认识到金融国防军太重要了,现在打仗不是军人打仗,就是这些老百姓跟对方打,老百姓在金融市场跟对方打。

所以我是认为应该开放,资产管理业向国际资本市场开放。通过开放促成中国国内这些资产管理人更成熟,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资产管理人。做好资产管理人重要的不是聪明,也不是知识,是一种德性。就是战胜人性的能力。这种人性的战胜它怎么样培养呢,大体上是两三代人几十年才能培养出来。必须得几十年慢慢磨练,但是悲剧的是中国资本市场上没有三代,90年成立到今天才30年。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文化、理性文化,由于时间太短不能形成。但是海外的时间长,他已经有成熟的投资文化了,他有理性文化,所以向国际开放让,他们带进文化来。比如说把芒格、巴菲特那种理念,把伯克希尔引进来,绝对是有好处的!海外不是说他水平就比咱们高,它因为是玩了100~200年了,他都玩好几代他已经理性了。特别注意像奥本海默掌管人、李录是从大陆去的华人,华人的哲理层思维能力强,中国的本土人才在海外理性一些的市场磨练已经成了理性投资的领导者,让海外的进来,我认为是有好处的。中国本土成长速度太慢了,再有20年,你才能靠本土逐渐成长起来一批理性的投资文化。

国内时间太短,另外管钱的人的年龄太年轻,还有就是管钱的人的德性不够。老师只是教知识、教技能,但到了股市这些东西用处不大,而道德能力,人性管理能力,现在学校根本就不教。因此要开放。